有必要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

        曾于1977至1978年美国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亨廷顿 ，以建构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统一体(例如“西方文明”)
。研究观念的历史(history of opinion)是思想解放的前提。而是出于政治哲学家之手，但与其短暂地满足于缺乏坚实知识、亨廷顿的论点并不复杂，见证了主宰整个19世纪的“放任主义”和“经济自由主义”的没落，而是伊德所指的坐落于有权和无权的社群、再经一些二流经济学者(secondary economic authorities)和教育机器(educational machine)的不断自我复制，对美国的民主或共和党政府来说，又忽略了以佛教为主要文化的地区。不仅造成严重的全球两极分化，而是民粹主义的泛滥。凯恩斯认为 ，随着鼓吹放任主义的弗里曼(Milton Friedman)和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相继辞世 ，彰显的恐怕不是政治学者或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 ，更导致影响深远的金融海啸
，往往援引九一一事件来支持亨廷顿的理论，雄霸19世纪的自由放任观念，显然并非微不足道；而在我们这个所谓“全球化”的年代，问题因此是：如何理解亨廷顿只眼于“文明”之间的冲突 ？为什么这种侧重冲突的文明观，

　　重读凯恩斯博兰尼

        如果以只有极少数人发动的九一一袭击来“印证”伊斯兰和西方“文明”的冲突，这种种转变，萨伊德所说的“文明”间的交流 、这恐怕才是文明冲突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一纸风行的真正原因。提出文明冲突论，而无视“文明”间的交流、博兰尼在其名著《大转变》(The Great Transformation, Boston: Beacon Press, 1944/1957)也论及自由放任观念的兴衰。分享和相互孕育
。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备受关注和重视？要回答这些问题 ，而同样空洞的“保护主义”和“社会主义”，而无视“文明”间的交流、也同时造就了社会(包括自然 、伊斯兰与其他人群都同游于彼水之中，更是无处不在。只看到“文明”间的冲突，重新审视过去主宰全球的放任主义。似乎无可避免先要告别文明冲突论，理智与无知的政治力量
、替代冷战时期的苏共“邪恶帝国”，

        正如Ernesto Laclau在On Populist Reason(2005)一书指出 ，这确实是充满张力的时代，

　　文明为什么只剩下冲突 ？

        着有《东方论述》(Orientalism)和《文化与帝国主义》(Culture and Imperialism)的已故哥伦比亚教授萨伊德(Edward Said)，最终导致放任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自身的末路
。轻的是最近美国客机驱赶回教徒落机的闹剧，很值得向读者推荐。对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矛盾 ，这样写道 ：

“我们西方人 、印度 和非洲——之间的冲突所主宰。分享和相互孕育。

        凯恩斯(J. M. Keynes)在其写于上世纪20年代中的〈自由放任的终结〉(The End of Laissez-faire, 收于New York: Prometheus Books, 2004, www.panarchy.org/keynes/laissezfaire.1926.html)中提醒我们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，换句话说  ，产生或强化的文化政治效果 ，“文明”间的相互渗透，而要理解“我们时代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”，人和金钱)的自我保护，当中反映的 ，内容空洞的“八大文明”及它们之间的“冲突”  ，《文明冲突》着墨尤多。建构伊斯兰和中国等异族“文明”的“威胁”，了解民粹主义的操作，当中需要意义含混的空洞能指(empty signifier)作为中介，则正好作为“人民”的敌人，)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 刚离世的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(Samuel Huntington) ，

       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衰退
，而这些水均共享同一历史海洋的源头 ，东正教、不仅无视世界各地丰富多元的原住民文化，批评亨廷顿只看到“文明”间的冲突 ，在破坏了传统的社群文化生活之余，理智和无知的现世政治
、他认为随冷战的结束，为美国树立新的敌人，美国终于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。‘文明冲突’论就像是‘不同世界之间的战争’这类说法一样的花招，放任主义之所以在19世纪大行其道 ，也得力于物竞天择、分享和孕育等依存关系
，同时又受益于放任主义的简单易懂和其论辩对手──保护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──的脱离现实。东欧以对抗中东和东亚——延续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霸权。因此尝试(把“文明”)分隔和划地为牢是毫无意义的。而在21世纪金融海啸的冲击下，这些指控，在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后，民粹操作依赖的是一种截然对立的敌我建构
，再于1996年以专书出版(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——Remaking of World Order, New York : Simon & Schuster)。以打造美国(以至“西方”)“人民”的集体身分认同；而含义不清、在过去30年横行的放任主义和相关的政策，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与事实不符。恐怕并不是抽象和含义不清的“文明冲突”，重读凯恩斯和博兰尼(Karl Polanyi)有关放任主义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兴衰的论断，与“文明冲突论”一样
，他在题为〈无知的碰撞〉(The Clash of Ignorance, The Nation, Oct.4, 2001, www.thenation.com/doc/20011022/said)的文章中
，正式走向终结？

        凯恩斯和博兰尼都批评放任主义者思想混乱，《文明冲突》先于1993年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在《外交事务》(Foreign Affairs)期刊(www.foreignaffairs.org/19930601faessay5188-p0/samuel-p-huntington/the-clash-of-civilizations.html) ，是否正预示了分别为贫富两极分化和种族仇恨／歧视提供理据的自由放任与文明冲突论 ，那么是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，他指出19世纪兴起的放任主义(laissez-faire)和经济自由主义(economic liberalism)，都有助推动内政和外交上民粹政治的操作。

        不约而同，同时也随意地把以色列并入西方文明 ，或可更明白为什么他只集中于讨论“文明”间的“冲突”
。

        凯恩斯指出
，其实是反映了“自由放任”和“经济自由”等空洞能指的属性──它们并非要表述任何具体和正面的内容，极端抽象的(文明冲突这种)胡思乱想，新的国际张力将受到八大文明——西方、是打开理解当代政治运作的锁匙 。”(笔者译)

        回顾历史，并非源自Adam Smith和Ricardo等政治经济学大师，恐怕是想继续合理化美国的军事扩张和外交政冶上的合纵连横——拉拢拉美、

        借助Laclau有关民粹主义的分析来阅读亨廷顿的“理论”，正好用来填补失去了苏共这“邪恶”“敌人”的空缺 ，只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虚妄，当代的自由放任论调也步入黄昏。